合作的互联网 数字时代的创新生产模式与经济发展 新启

本书以合作主义的概念，探讨了数字时代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的变迁。提出了互联网时代的合作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讨论了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文化背景。是一本涉及法学、公共管理、经济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综合性著作。作者围绕互联网合作主义的讨论，旨在探寻一种不同于既有平台资本主义，同时又能更好利用信息技术推动价值创造与共享的创新型、普惠型大众生产模式。这不仅是对过去二十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演化过程的总结，同时也是面向未来更加智能多元世界发展愿景的展望。

互联网不仅通过信息技术的扩散提升了数字生产力，更促进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革，进而逐渐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工业化走向新兴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较为明显的互联网“合作主义”实践和思潮再度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尽管人们尚未对这一术语达成共识，且不同国家因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异质性，但这都不改变“互联网合作主义”作为数字生产方式变革核心特征和内在要求的重要性与必然性。本书将在理论上对互联网合作主义作出系统界定，并基于历史演化的梳理，从若干维度（技术、组织、规则、价值等）解构其实践呈现。

贾开，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富布莱特学者，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BRICS Competition Law & Policy Center兼职研究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芬兰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兴趣聚焦数字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交叉领域，著有《走向数字未来：新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选择》。

胡凌，香港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法、法律理论。发表中英文论文、评论多篇，出版专著《探寻网络法的政治经济起源》（2016）、《数字架构与法律：互联网的控制与生产机制》（2024）。

《合作的互联网》是兼具基础性与前瞻性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直面数字社会基本事实，思考其中基本问题而不是按照学科逻辑来想象和建构问题并提出一厢情愿的“解决方案”的开拓性著作。当我读完这部书后，感到为本书写序是巨大的荣幸，不是“火前留名”的那种荣幸，而是在一座学术里程碑的基石上刻下姓名的那种荣幸。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在价值与风险并存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会带来何种不同于历次技术革命的新变化，人类社会将迎来何种阶段的新发展?《合作的互联网》的关键启示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旧观点可能束缚了变革者对此问题的追索，“合作”作为另一条道路的新想法将开启更广阔的改革空间。面向未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将需要什么样的合作模式，同样值得探索。

---汪玉，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系主任、教授

对数字技术发展的深入讨论需将理想信念和现实条件高度缝合，这意味着在不放弃美好愿景的同时对不同“技术路线”得以实现的物质与政治条件进行冷静分析。本书出色地完成了这种缝合，并为我们打开了对另类传播生态的想象空间。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如果你读书追求性价比，想用最短的时间对网络法的全貌和前沿有个框架性认识，并且想把传统法律和网络法的底层逻辑联结起来，那么贾开和胡凌两位老师合力完成的这本《合作的互联网》，不仅注定绕不过去，而且就应该是你的选择。

---桑本谦，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本书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是当代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它展示了科技政治学、科技社会学、科技法学交叉领域的广阔空间，让我们将工业革命、福特主义、互联网、数字平台、人工智能等尽收眼底。它有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中外重要学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它把握国际学术演进，又尽显中国气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相信此书能让科技政治学受到更多的关注，激发更多的思考。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第零章 “旧想法”与“新想法”

第一篇 起点

第一章 合作主义简史

一、合作主义作为“另一条道路”的起源

二、工业革命与合作主义

三、数字革命与合作主义

第二章 四要素作为分析框架

一、技术

二、结构

三、规则

四、理念

第二篇 技术

第三章 控制的技术,还是开放的技术?

一、从计算机到万维网：多重技术路线的可能性

二、技术政治的选择：走向数字平台

三、反思平台化互联网：新技术路线的可能性

第四章 平台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政治性

一、平台企业的性质

二、平台塑造的数字基础设施服务

三、个人信息、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性

四、个人信息生产与数字平台的再定位

第三篇 结构

第五章 数字福特与数字后福特

一、技术与结构的双重关系

二、数字福特主义

三、数字后福特主义

四、数字化转型的合法性困境：数字福特与后福特的选择/

第六章 数字网络的三重定义

一、“网络”在数字时代的继承与变革

二、作为动态架构的网络

三、作为生产方式/关系的网络

四、作为基础设施和(私人)财产的网络

五、生产视角下市场网络与社会网络的再比较

第四篇 规则

第七章 两种财产权：从要素到架构

一、事实规则的复杂性：以财产权为切入

二、要素财产权及其后果

三、作为财产的数字架构

四、市场与社会之间：要素与架构的再平衡

五、“数字财产权”还重要吗?

第八章 “非法兴起”与互联网治理规则变迁

一、生产方式对治理规则的突破

二、“非法兴起”1.0

三、“非法兴起”2.0

四、浮现中的法律问题与后果

五、框架的扩展适用

六、数字经济的未来方向

第五篇 理念

第九章 是机器,还是人? ——关于智能的多重想象

一、机器智能的前序：科学及科学方法革命的历史争论

二、机器智能的本质与实现：从“两条路径”到数学机械化

三、机器智能的另一条道路：人—机关系的频谱与选择

四、机器智能理念的多样性与政策启示

第十章 流动,还是整合? ——生产性法律的多重想象

一、法律演进的逻辑追寻：以劳动法为切入

二、生产性劳动法的宪法起源

三、生产方式变化与劳动法的关联

四、司法如何“想象”生产方式

五、朝向生产性劳动法的整体制度建构

第六篇 未来

第十一章 两种数据秩序及其未来

一、数据秩序的“迷思”及其突破

二、原理：两种秩序及其推动力

三、网络化：流动导向的数据秩序

四、科层与属地：有限供给的数据秩序

五、未来：秩序的冲突与融合

第十二章 合作的兴起与互联网的未来

一、合作理论的再回溯

二、合作的互联网作为另一种可能

三、作为“新想法”的合作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一、合作主义作为“另一条道路”的起源

在不同的理论视阈下,合作主义似乎总是作为不同于惯常认知的“另条道路”而存在。进化论及社会科学的历史争论,便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一)进化论视角下的合作

人为什么会有眼白?考虑到包括黑猩猩在内的220种灵长类动物都没有眼白,或者说至少没有明显的眼白,人类为何如此不同?

在现代人类进化论的研究中,目光合作假说是眼白的各种解释中较有代表的一种:其认为眼白代表方向明确的目光,能够向对方传递我所关注目标的信息,并因此可以令近距离合作变得容易----反过来,眼白的特殊存在也被认为是人类具有合作天性的证明。

尽管眼白的事实如此常见,但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看来,合作始终被视为异类问题而没有得到充分解释。达尔文曾说，“如果能证明某一物种特定功能的形成仅仅是为了他者的利益,那么它将会否定我的理论,因为这种功能是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意味着只有能够成功实现自我繁殖的物种才能存活下来,因而这一学说并不能解释为何会出现有利于提升其他物种适应能力的行为功能。现代统计学与现代进化论的奠基者罗纳德·费希尔爵士进一步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转换为基因演化的数学表达,其核心观点认为,能够增强某物种对环境适应能力的行为基因将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累积,因而只有服务于个体利益的基因或行为才能被保留。

事实上,达尔文并非没有认识到合作行为的“反常”,其同样提出了两种原型解释:一方面,以蜜蜂与花朵的关系为例,花朵之所以会为蜜蜂提供更多的花蜜,是为了吸引前者的到来从而提升自身花粉被传播的概率，这也即合作提升物种适应力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以工蜂刺人为例,尽管它会死亡,但提升了与之具有相同基因的整个族群的存活率,这也即合作提升物种适应力的“间接效应”。不过即使如此,达尔文并未将“合作”列为重要的演化行为,也未能解释其背后的重要机制。直到进入20世纪后,俄国著名哲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进化的要素》中才第一次热情洋溢地描述了自然界的互助、合作行为。与达尔文认为“个体为了生存而残酷竞争”的观点不同,克鲁泡特金将观察视角转移至生态层面,并认为“合作才能带来更大的生存机会”。

尽管具有启发性,但克鲁泡特金的论述仍然过于主观并缺少严谨的机制论证,直到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威廉·唐纳·汉密尔顿的开创性工作,我们才得以系统理解合作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中的机制类型。汉密尔顿将不同物种/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视为解释合作行为的理论起点。不同于前人将合作与竞争相对立的视角,汉密尔顿首先对社会行为进行了两个维度的划分,互利与利他都构成了合作的两种类型。在此框架下,某物种/个体之于环境的适应程度既取决于自身行为(直接效应),也受到与其存在社会关联的他者行为的影响(间接效应)。汉密尔顿由此认为,合作基因及其行为之所以被自然选择所青睐,正是因为间接效应可能更好地提升自身对环境的适应程度。

基于该分类框架,汉密尔顿之后的研究者进一步总结了实现合作的具体机制。一方面,非强化或强化两种机制都可能推动合作带来直接收益(即互利行为)。非强化机制下,物种或个体的合作行为或者通过副产品,或者通过未来的反馈机制为自身带来收益,吸血蝙蝠的相互借血便是一个例证。通过此种合作行为,吸血蝙蝠不仅能够确保整个族群的存活，同时也有助于其自身在未来缺少食物时得到他者的帮助(反馈)。强化机制是指相关方或环境因素将鼓励合作并限制破坏合作的行为,这既可能发生于熟人群体之间的以牙还牙行为,也可能源于来自第三方的奖励或监督/惩罚机制。

后 记

本书的写作起点可追溯至2021年8月1日至5日的南澳岛。在凯风基金会支持的“数字媒介的社会想象”研读营中,四天八本书的阅读与交流把我们反复引向了政经结构下的技术演化与技术治理问题。在将技术“还原”给历史、国家、法律以及更为具体的技术精英或劳动者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意识到互联网(以及更一般的数字技术)可能同样需要这样的“还原”工作。这既是因为发展到目前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已经普遍涉及要素、劳动、生产、分配等政治经济核心议题,也是因为当前的理论视野或许又忘记了数字技术与同时代政经结构的相互关联。以此为起点，本书从“技术一结构一规则一理念”四个维度展开的探讨,是我们试图梳理、统合进而提炼新范式的一次理论尝试。

在这样的理论尝试中,不同于曾引起过关注的“平台合作主义”,我们并未将分析视角局限在产权层面,而更希望突出具体数字生产过程中的合作行为与机制。这与互联网发展初期围绕开源软件(0pen Source)、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的讨论更为相近,但彼时的数字实践明显尚未体现出足够的普遍性与复杂性:数字平台与数字网络的多种角色、数据秩序与数字规则的多重面向,以及数字化作为一种转型现象而在整体上呈现的福特或后福特特征,都只在当前才以更完整的形式体现出来,并因此要求理论上的重新界定。

但这些工作并不完全是为了理论的发展,它同样包含对于实践改革需求的回应与推动。如果说世纪之交时围绕互联网的讨论还主要体现为对此新生事物的憧憬与期许,那么当前的讨论则更直接源于现实的对立与冲突。平台与个体、公地与私权、合法与非法、市场与社会、机器与人文、流动与整合,这些张力关系背后反映的都是数字生产过程中的竞争与博弈,并在对某些利益相关方(乃至全人类)带来事实上或可能的权益损失时,开始引发社会的集体性反思。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突出“合作”这一主题,并将其视为拓展数字治理理论视野和实践改革的新想法。

在本书的讨论范畴中,“旧想法”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继承于前数字时代的理论沿袭(例如对于财产权的理解、对于可计算性的公理化界定),或者是建基于既成现实的梳理总结(例如用户数据与应用程序必然被绑定在一起并因此导致数据竖井难以避免、数字平台因网络效应而必然走向寡头垄断)。与此相对,本书试图呈现的新想法,一方面源于对过往历史的更完整呈现(例如对于开源软件左版权的回顾),另一方面则源于对于既成现实的生产性反思(例如对于要素财产权与架构财产权的对比分析)。在此意义上,本书与批判理论----在当前更具体体现为“批判数字”(Critical Digital)“批判人工智能”(Critical AI)研究----同样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相关讨论最终都指向了互联网作为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化,而非形式逻辑上的理性演绎。

当然,为实现这一目标,本书的讨论必定是跨学科的。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曾提道:“在无目标的专业化的强迫之下,哲学与社会分析之间的纽带面临最终被撕裂的危险。”但或许不仅仅是哲学,本书两位作者分属的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科事实上都面临类似挑战。但究竟如何才能做好跨学科,本书仍然只是一个尝试。缘于兴趣与专长,全书的第零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九章、第十二章为贾开所著,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为胡凌所著。我们试图在这样的交叉对话中提供一些关于互联网和数字未来的新知识。

全书的写作过程同样离不开学界、业界各位前辈、朋辈的支持,非常感谢郑戈老师拨冗作序,序言不仅在智识上简明扼要地回应了全书内容，在感情上也极大鼓舞了我们未来研究的持续热情。感谢黄琪轩、汪玉、桑本谦、王维佳老师的推荐与评语,各位老师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丰富视角,同样也是本书主旨的最好表达。当然,在两位作者的研究过程中,要感谢的老师、朋辈有太多。正是在与共同体的交流中,才激发了这本书的形成。